韩国电影：从对抗走向对话 2002年08月13日10:55:15 网易报道 wonderC 以前和余为彦（杨德昌制片人，《月光少年》导演）、高捷（侯孝贤班底演员，《南国，再见南国》主演），或者已经退休的杨惠姗夫妇聊起台湾电影的凋零，大家总会不由自主拿韩国电影来作比，觉得如果台湾人、香港人也都能像韩国电影人一样宁折不弯、团结对外，或许市道不会萎靡至此。 但是当时考虑到的也仅是香港和台湾市场的问题，直到某次看见娄烨文章，回忆起4年前在戛纳，某天凌晨四点钟被韩国导演叫起来狂欢庆祝，因为该国传来消息，政府取消了电检（censorship）制度。这时候才忽然想到韩国人从危机到异军突起的经历或许和大陆市场才是最有关联的。 今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采访了许秦豪（《春逝》、《八月照相馆》导演），他提到98年原本自己是留着长发，因为跟随着林权泽导演当街剃头，所以才从此蓄了短发，一席话说得大家笑。在如今看来绝对是韩国电影存亡关键的那场示威运动，韩国电影人们自己回想起来也是满手汗水，至于媒体传闻则是版本不一、越传越悬，有人甚至绘声绘色地形容，金泳三总统是如何发现迪斯尼利润甚至高于IBM，才决定打造自身的影业帝国。 从现存的纪录片看来，当年韩国电影人的确曾经为了本国电影存亡“浴血奋战”，但是如今再研究到底是电影人英勇，还是政府睿智，究竟谁戴了黑纱、剃了光头，其实对中国电影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应当关心的是韩国政府为何能及时反馈业界声音，政府保护了电影工业的哪一部分命脉，以及韩国政府和电影人之间又是如何从激烈对抗走向对话的历程。 其实我从来不认为配额制度能对一国电影发展起到决定性帮助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市场，配额制度更不具有借鉴效果。事实上虽然35年以来，韩国一直规定本国电影上映时间全年不得少于146天（40%），但是事实上，去年韩国电影已经获得49.5%的市场份额，它们自行突破了40%的保护限额。 2000年度，韩国上映外片数量是427部，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355部，这些数字的变化完全是依靠市场在说话。 或者有人会讲，正是由于严格配额制度才带来了今日韩国电影的繁荣，那么我想请他察看一下之前数十年韩影的配额记录，和中影每年官方引进外片的数量，两者之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10部或20部好莱坞大片能占中国电影市场多少份额，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中国影业的复苏起到助推作用。依靠配额制度，中国电影只能依旧挣扎在死水微澜中，因为我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实际上即使此刻在韩国，配额问题仍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韩国影人头上，为了争取和美国达成BIT（双边贸易协定），韩国政府随时有可能在电影政策上让步。就在今年1月，韩国外交部贸易副部长Choi Hyuck还曾说过，“是时候重新考虑这项法规（指配额制度）了”。任何一国电影人大约都不能指望依靠配额制度来根本保护本国影业繁荣。 除了配额制度外，韩国影业在电检、发行、电视台配合播放等问题上的规定倒是值得中国人仔细研究。 韩国影业拥有自己的投资基金（比如SMBA，中小型商业投资管理委员，自身拥有2400万美元的投资；KOFIC，韩国电影委员会，拥有800万美元），据统计，去年来自各种渠道投资电影的组合基金总额就达到了9200万美元，这在港台大陆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在电视台配合方面，按照韩国自2000年5月26日起实施的《传播法案》规定，国产电影播放时长必须占到电视台电影播放总时长的25%。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韩国电影人除了行业自律原则外，不需要接受电影检查。 对于中国电影市场而言，制作发行分账制度混乱、电影院违规暗箱操作、盗版业繁荣昌盛等等一系列问题同样也是来自市场的力量在做崇。归根究底，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的问题不外乎来自三大方面，投资渠道不畅、电影审批限制创作，以及发行制度僵死，而这三者韩国人恰好都可提供亚洲式的模版供我们参考。 个人觉得，中国影人同政府之间如何能从消极走向对话，业者应该如何真诚呼吁并能引发良性反应，这些才是我们最该关心的，至于个人要不要剃头，或者干脆退出江湖完全无关紧要。 [upload=jpg]uploadImages/20028141031612886.jpg[/upload]
